人裹挟在历史的洪流里，偶有缝隙任其游走，事后便难下定义。
1
云块流窜，北纬四十度的小机场外，空气里满是尘土味道，窗外是干热而寂寞的芨芨草。
来接我的出租车已经拼上了三个乘客，司机抢过我的行李塞进后备箱时，里面却仍空空如也。——果然，几乎不会有旅客转辗到我要去的边陲小镇，所以车里正操着方言聊天的三位，大抵都是从城里返乡的当地民众。
趁着出租车还没有开离机场附近密集的信号塔，我和结交了两年的 Cara 通了个视频电话。Cara 是定居在厄瓜多尔的美国人，十年前她曾住在中国珠海教书，而我大约在那个时期也在珠海上学。徒步旅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我们也都走过从两广到云南的路线。当然，那时的我们并不认识，更没有一起旅行——刚成年的初生牛犊和年近花甲的美国老太太，这组合也过于滑稽。
得知我刚刚在“Inner Mongolia”降落时，Cara 激动地问：-Will you live in a yurt？
Of couse no.
不消说拎着大包小包的我了，我想几乎也已没有住在蒙古包的牧民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牲畜和草地先后被分归各户，原以集体为单位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开始定居，逐渐形成了散落在草原深处的住户点。而发源于美国中部大平原的铁丝网，也随牧民们不断加深的「私有财产」观念，被引进并分割了广阔的草原。因此，方便游牧生活而被发明的帐篷（如蒙古包）不再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
车空间不大，紧紧贴挤在我左边的大娘很可能就是位牧民。她应该是听不懂英语，我便能不至于引起尴尬地将我此行的情况介绍给 Cara。可忽然，这位大娘和司机用当地方言吵了起来，便轮到我听不懂了。只能大致猜测是在此行的路费上产生了异议。
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了 Cara，她转而问我俄乌战争让油价飙升，中国受到了多少影响。她说在西方国家，高涨的交通成本与物价已使民怨沸腾，示威事件不断。但 Cara 进一步表示，她认为油价本就应该贵许多，因为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最初完全没有被重视。
我认同 Cara 石油价格应该因考虑环境成本的观点，但这种超出个体生活的「遥远」论调，在为了几块钱车费而争论（我猜测）的牧民面前，多少显得有些苍白。Cara 和我并不需太过为吃穿用度发愁，所以尽管我们大谈 “go hiking” 的好处，但必要时仍无可避免地选择飞机与汽车。
于是此时就油价问题，我和这位大娘唯一的区别是：
也许在他们的人生经验里，油价一直如此，便也理应如此。
可一直如此，确实不代表理应如此。
邻座牧民的争吵声愈来愈大，气势十足地压过了我不时磕绊的英语，我便挂掉了与 Cara 的通话。看着窗外迅速扯糊视线的行道树，不时穿插入绿栏后若隐若现的荒原，干燥的风钻进了车窗缝隙。我感到嘴唇开始皲裂——口渴了。我拧开瓶装水，打开播客，寻找填满接下来的近三个小时车程的思绪。
2
小宇宙上，「一席」更新的一期播客题目是「海岛的历史」，演讲者简介里出现了熟悉的名字：谢湜，中山大学历史系。
“我是历史学教授，我喜欢探究国家与地方，个人生活与宏大叙事的互动。”
这熟悉的潮汕腔调，瞬间将我带回了中山大学的永芳堂。2016年某天，谢师和我先在楼下吃过隆江猪脚饭，又来到他在这的办公室品他沏的功夫茶。房间呈楔形，长边的两侧全部被书架填满。茶过三巡，这位启发我学术兴趣的恩师为我推介着书架上适合我阅读的学术著作：
如果你想做研究，就要多读书，广读书。
历史读多了就知道很多事情绝非「一直如此」。
播客以平实易懂的语言，还原着海岛渔民生活的叙事。岛民的生活中，出海捕鱼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比农业社会更高的流动性；制造生产工具海船的困难塑造了岛民的团体意识；但岛上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与大陆的定期贸易。如果中央王朝喜欢这种贸易，那么他们便是顺民；相反，如果中央王朝警惕这些流民与“非法贸易”，他们便被史书称为贼寇。
——海上的人永远是那些人，但他们的身份随着政策改变，由「民」变成「盗」。
为了思考如何研究内蒙草原，我曾看过拉铁摩尔、王明珂等历史、人类学学者的经典著作。我想牧民生活与世界的勾连大抵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也需要流动、需要团结、需要贸易。所以从农/牧生产方式的出现，到气候变动对该区域的影响——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无不将农牧交错带研究视作一颗明珠。只是在由王侯将相书写的历史之中，在经济增长主导的评价体系中，这份荣光或许早已只属于学界。
我早已忘记身边的牧民大妈何时停止了争吵，直到车停在一间不起眼的民房前，我才重新记起她的存在。这里恰好在本旗县的农牧交错区，依我经验这里牧户不会有很大的草场，也不会有高产的农田。而这似乎又为其“争执于车费”的妄自猜测增添了注脚。
其实现在，判断牧区居民的家庭条件，是个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很难的事。简单在只消知道草场面积、大小汽车和牲畜数量，便能基本掌握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可难又难在，如若经营不善，这些财富散去的速度也许比积累的速度更快。
在集体记忆犹在的年代里，除却大致以小学数学比例增长的牲畜，牧区的经济大势几乎都是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呈阶梯式进步——可以是包产到户，可以是减畜禁牧，可以是私自采矿……但每一次，总会同时创造出成功者与失败者。
五十年前用铁丝圈地为私的想法有多荒谬，如今便有多合理；二十年前狂热多时的私人矿山开采，如今成为需要 “倒查二十年” 的违法乱纪 …… 这些翻天覆地的转换之中，势必存在游走于边界的事物，伴随着荒唐的积累财富，留下或快意或唏嘘的个人英雄主义传说。
只是这一切有时过于突然，致使许多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人们不时弄不清，自己努力生活的样子是像“顺民”，还是“贼寇”。
3
法律文书上的条文，大多会被认为「理应如此」，违背者便被冠以贼寇之名。
此时，这辆逐渐空到后排仅剩我一人的出租车，正载着我穿越毫无信号的山岭，但我相信我会周身无虞地抵达酒店。这种理应如此的信心，或多或少便来源于法律——当然也混杂着对司机毫无来由的信任，以及对自己心身素质的过高估计。
可生活总会跳出来万万种可能性，所有的「理应如此」都需要面对实际的检验。
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内蒙这里开展工作已有两年，既需要采集植物和土壤样本，又需要广泛进行访谈调研。在已划分到户的草地上采集样本时，尽管百般解释这是为了科学地评估草地的生态，也有些许牧民也会毫不留情地驱赶我们。
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之交，在牧区逐渐向内陆和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稀有金属矿产遍地开花的这里乱象尤甚。我多多少少听闻过些有趣的故事，故事里有开矿起家拼搏致富的成功人士，也有倾家荡产重头再来的普通民众。
对此，我想项飙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所有人一下子被推到了市场竞争中”。如果这条起跑线是唯一的公平，那集体利益便可以被逐渐抛在脑后，更不消说受益人更模糊宽泛的生态保护了。
彼时的牧区，正如一位曾载我的本地司机所说：
“不够自私，就赚不到钱。”
这位开着破旧皮卡车的90年代大学生，虽然语气满含无奈，眼神却传达着更为复杂的东西，机会与人性，贪婪与悔恨… … 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只听说他曾放弃了大学的医学专业，在世纪之交挤入「寻找机会」的大军……总之后来，我们将在边界尚未确定的混沌年代的那些荒唐事一言以蔽之：“法治意识淡薄”。
全国范围内陡然提升的犯罪率曾催生出三次“严打”，但如今已成为过去式。随着重刑正在现代社会消失，人们逐渐发现，用司法的「及时性」与「确定性」来代替刑罚的「严厉性」，能够更有效预防恶性犯罪的发生。只是在偏远而辽阔的牧区，司法惩治的及时性与确定性成本都陡然提升。这里的人，依然不时在公与私之间游走，寻找着个人与集体，地方与远方的边界。
这位落魄大学生也曾愤世嫉俗地感慨：“人再努力，赚钱最终也是国家的”。
出租车停下了，我到达了下榻的酒店。这里有行业标准的白毛巾，有二十四小时的热水，门外有几乎每个城市都能见到的德克士。明明是近十余年才被惯出来的旅行方式，却好像已天经地义了一百年，一万年。
有人文地理学者说，改造地理景观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希望各个地方都能像家一样让人感到安全；二是希望能安全地了解未知的地方。而地理辩证法就是把握好相似性与差异性之间的那个“度”，集聚与扩散的平衡，此地与远方之间的那个“张力”。
我想「公」与「私」之间也存在某种相似的张力，教一些身处此地的人躁动着探求远方，而远方的某些逻辑也在浸入本地。不过现在的我决定停止思考，先洗个热水澡，再用午休消除旅途的劳累。
这一切恰如龙应台的那句——客舍似家家似寄。
尾声
临行前，我曾途径北京三元桥，和许久不见的小Z会面。她刚跳槽来北京，在一家气候风险评价的外企工作。她说：“我觉得现在的工作领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对手头的工作还有些疑惑，总觉得在案头算算数，对目前的气候问题也没法帮助很多，看不到任何切实的改变”，她吃了一口正在融化的抹茶冰淇淋：“也许今后还会继续跳槽吧”。
我说：
关于气候与生态危机，如果你想改变五十年后的人，去做研究；
如果想改变十年后的人，去做公共管理政策；
如果想立刻看到改变，可以去做媒体。
地球有遗迹化石，它们是树木沉积而成的碳、古厥在繁殖期留下的孢子、海侵海退间遗落的贝壳；过去的日子也如同人体内的遗迹化石，它们是习惯性的手势、承载记忆的味蕾、泛黄的信封与票根…… 气候危机大抵便是我们焚烧了地球的化石，蚕食了地球的古早的记忆；我们的无知与健忘也加速着生态危机的到来，随着一代代人的出生、长大、老去，集体记忆消亡，让许多本应被书写、理解、铭记的历史远比想象中短暂… …
——说到底，这是一场人类集体的阿尔茨海默病。
而我一直希望，媒体能成为在其身旁不断温柔提醒的护工。
